隔着新生儿科那层厚玻璃，老陈把脸贴得很近。里面一排小床，最靠窗那个是他孙子，出生三天，黄疸偏高，照蓝光。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看。护士走过来拉上了窗帘，他退后两步，在走廊塑料椅上坐下。旁边另一个爷爷递来一瓶水，两人没说话。老陈想的是，这孩子以后要读什么学校，能不能读好。他儿子当年没读出来，在厂里干了十几年。

教育这件事，起点比多数人想的要早。老陈的孙子刚出生，他已经在盘算学区。可真正决定一个孩子能走多远的，往往不是哪所学校，而是家里有没有人持续地跟他说话。有研究追踪过一批儿童，三岁前听到的词汇量差距，能到三千万词。这个数字后来被反复引用，也反复被误读，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：语言环境是地基。老陈不知道这些研究，他只是本能地觉得，得多跟孩子说话，哪怕孩子还听不懂。

老陈的儿子小时候，他常年在外面跑货运，一个月回家两三天。儿子跟着奶奶长大，奶奶不识字，能给的只有吃饱穿暖。等老陈发现儿子成绩跟不上，已经初中了。他花钱请过家教，买过网课，都没什么用。儿子后来自己说，不是不想学，是坐在教室里像听天书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听不懂了。听不懂就不听，不听就更听不懂。这个循环一旦形成，外力很难撬开。

学校在这件事里的角色，比很多人以为的要复杂。一个班四五十个孩子，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。进度是按中间那部分人设计的，两头的人都在将就。老陈的孙子将来大概率也会进这样一所公立小学。老陈的儿子当年也是。问题不在于老师不负责，而在于一个老师面对五十个学生时，能做的实在有限。有些孩子家里能补上这个缺口，有些不能。差距就这样一点点拉开。

老陈后来想明白一件事。他没法给孙子攒下一套学区房，但他可以做到一件事：每天跟孩子说半小时话。读绘本也行，瞎聊也行，关键是有人回应。他儿子小时候缺的就是这个。回应这件事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需要耐心。孩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，大人可以敷衍说就是蓝的，也可以蹲下来说说光和空气。两种回应，孩子接收到的东西不一样。日积月累，差别就出来了。

走廊那头，护士又把窗帘拉开了。老陈站起来，重新走到玻璃前。孙子在小床上动了动，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。老陈把手掌贴在玻璃上，隔着窗，比了比那只手的尺寸。他想起儿子三岁时，自己在院子里教他认车牌，一辆一辆地认。后来他出车走了，再回来，儿子已经不认识几个字了。这次他不打算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