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廿六的县城中学门口只剩一家早餐铺还开着

腊月廿六早上七点，我路过县一中门口。整条街的卷帘门都拉着，只有拐角那家包子铺还冒着白汽。老板娘说，学生走光了，她再卖两天也回乡下。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，风把边角吹得翻卷起来，上面印的“期末考试优胜班级”几个字已经褪成暗粉色。传达室大爷坐在椅子上打盹，脚边放着一只收拾好的编织袋。我忽然想起，半个月前这里还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，电动车停到马路对面，喇叭声此起彼伏。一个学期结束，人像潮水一样退去，留下空荡荡的操场和紧闭的教室门。这种空，比任何总结报告都更清楚地说明，教育是怎样一种周期性的聚集与散开。

我上初中时，父亲在镇上开拖拉机。每到腊月，他会把车斗擦干净，铺上棉被，去县城中学接我。路上四十里，他总问同一句话：这学期学了什么。我答不上来，就背一段《岳阳楼记》。他听不太懂，但会点头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并不在意我背得对不对。他需要的是那个声音，那个从车厢里传出来的、与拖拉机轰鸣完全不同的声音。教育对很多家庭来说，就是这样一种声音，它不解决眼下的生计，但让人愿意在寒风里多等一会儿。父亲那辈人把读书看作一条窄路，窄到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，可他们还是把路指给我们。

县城中学的围墙外，有一排出租屋。每间月租八十到一百五，住着陪读的奶奶或者母亲。她们白天在超市理货、在餐馆洗碗，晚上回到屋里，把电视音量调到最低，等孩子下晚自习。我认识一位周阿姨，她陪女儿读了六年，从初中到高中。她丈夫在南方工地上，一年回来一次。她说自己最怕过年，因为过年要回村，村里人问孩子成绩，她不知道该怎么答。孩子成绩中等，考不上重点，但也不差。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，让她在出租屋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。教育在她那里，不是希望，也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必须持续下去的状态。

教室里的课桌是铁架木板，桌面被圆珠笔和修正液涂得密密麻麻。有学生写“困”，有学生写“还有一百天”，有学生画了一只鸟。这些痕迹每学期结束都会被擦掉，但总有人重新写上去。老师很少注意这些，他们忙着讲题、改卷、排名。一个班五十多人，能考上本科的不到一半。剩下的那些，有的去职校，有的南下打工，有的复读。复读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比应届生沉默。他们知道多出来的一年意味着什么，也知道家里又得多掏一笔钱。教育在这里变得很具体，具体到每一分、每一块钱、每一个失眠的夜晚。

我读高中时，语文老师姓陈。他每节课前五分钟不讲课文，念一首诗。有时候是古诗，有时候是学生自己写的。他念完不评价，只说一句“你们自己琢磨”。有一次他念了班上一位同学写的句子：我坐在教室里，听见外面火车经过，不知道它要去哪里。陈老师念完，教室里很安静。后来那位同学没考上大学，去当了兵。但那个句子我一直记得。教育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它不给你答案，只让你听见一些声音，然后你带着这些声音走很远的路。

腊月廿八，我又路过县一中。包子铺已经关了，门上贴了一张红纸，写着“初八开业”。校门口那条横幅不知被谁摘走了，只剩两根绳子在风里晃。操场上有几个小孩在放鞭炮，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学楼之间弹来弹去。我想起那些离开的学生，他们此刻正在各自的村里、镇上、或者南下的火车上。他们带走了课本、试卷、被褥，也带走了一些说不清的东西。教育每年都在这里发生，又每年在这里中断，像一条河，冬天结冰，春天又流。没有人知道它最终会流到哪里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它不会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