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吹过楼顶晾衣绳，一条白床单鼓起来，像一只没有骨架的帆。它挣脱木夹子的瞬间，我正站在天台上抽烟。床单飘过矮墙，落在楼下那辆银色两厢车的车顶上，软塌塌地盖住了前挡风玻璃。车主是个穿工装的年轻人，他走过来，没急着扯掉床单，先绕着车看了一圈，伸手把床单掀开一角，又盖回去，像是确认这层棉布不会刮花漆面。他后来跟我说，这车是他攒了三年钱买的二手货，平时连洗车都挑最便宜的机器。那天他把床单叠好，放在单元门口的铁栏杆上，用一块石头压住，然后钻进车里，发动引擎，雨刷器把残留的几滴水珠刮干净，车子缓缓倒出车位，拐上了街。

我真正对汽车产生兴趣，就是从那个年轻人开始的。他叫小周，在城东的汽配城做钣金工。有次我去找他，他正蹲在一辆撞歪了前脸的黑色轿车旁边，手里拿着橡胶锤，一下一下敲打翼子板。他说这辆车看起来伤得重，其实骨架没动，修起来比那些看着没事、底盘已经锈穿的老车省事得多。他让我摸那根纵梁，手指顺着铁皮滑下去，能感觉到一道道焊点，像皮肤的疤痕。他说每一辆撞过的车都有脾气，你顺着它的力道敲，它就回弹得轻快；你硬掰，它就跟你较劲。那天下午他修完车，手上全是机油，点烟的时候打火机滑了两次，最后他把烟叼在嘴里，用另一只手护着，才点着。

后来小周自己开了间小修理铺，专修老车。我去过他那里几次，院子里停着三辆同款的方头捷达，漆面颜色都不一样，但发动机舱里都干净得能看见金属本色。他说这些车都是车主自己送来的，有的从外地开过来，路上抛了锚，拖车费比修车钱还贵。他修车有个习惯，换下来的旧零件不扔，摆在墙根一排，像展览。有次一个车主来取车，看见自己车上换下来的水泵，拿起来掂了掂，说这玩意儿真沉。小周说，沉就对了，现在的塑料水泵轻，坏得也快。车主没说话，把旧水泵放进后备箱，说留着当个念想。小周后来跟我讲，那辆车跑了三十万公里，车主舍不得换，不是没钱，是方向盘摸惯了，座椅坐出坑了，连收音机调频的旋钮都磨得发亮。

我自己考驾照那年，教练车是一辆白色的皮卡，方向盘没有助力，倒库的时候得用胳膊抡。教练坐副驾，嘴里叼着哨子，一吹我就踩刹车。有次练半坡起步，我离合抬快了，车往后溜，教练一脚踩住副刹，转头看我，说你别跟它较劲，你听发动机的声音，声音沉下去的时候，脚底下稳住。后来我开自己的车上路，每次坡起，耳朵里都好像还有那个哨子声。我那辆车是辆二手手动挡，排量小，夏天开空调爬坡，得关掉空调才行。有回载着朋友去山里，半路水箱开锅了，我们停在路边等凉，朋友说你这车该换了。我说再开开吧，它还没把我扔在路上过。那天后来下起了雨，雨点打在滚烫的引擎盖上，滋滋地冒白烟，我们俩躲在车里，听着雨声，等水温表指针慢慢落回去。

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，路却还是那几条。早高峰的时候，车流像凝固的河，红灯变绿灯，前车挪两米，后车跟两米，刹车灯连成一片红。我有时候坐在车里，看着旁边公交车里挤着的人，他们低头看手机，或者闭着眼打瞌睡。有一回我旁边停了一辆很旧的面包车，车身锈迹斑斑，后视镜用胶带缠着，司机是个中年人，副驾上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，应该是他女儿。小姑娘手里举着一块面包，自己咬一口，又递到父亲嘴边。中年人低头咬了一口，眼睛还盯着前面的车流。绿灯亮了，面包车起步的时候排气管冒出一股蓝烟，慢慢汇入车流，我跟着它走了两个路口，后来它拐进一条小路，不见了。

小周上个月收了一辆报废的出租车，跑了八十万公里，座椅塌了，档把磨得只剩铁杆。他把车拆了，能用的零件留下，剩下的叫废铁车拉走。拆到仪表盘的时候，他发现里程表旁边贴着一张褪色的照片，是个小女孩，扎着两个辫子，笑得很开。他把照片揭下来，放在工作台上，后来夹进了一本旧杂志里。我问他这车修好了卖给谁，他说不卖，拆完就完了。那天傍晚他坐在院子里，看着那辆只剩壳子的出租车，夕阳照在空荡荡的驾驶座上，方向盘还在，只是没有了手去握它。他说车这东西，说到底就是一堆铁，可铁跟人待久了，也沾上点人气。风吹过来，院子角落那棵杨树的叶子哗哗响，他点了一根烟，没再说话。